回不去的乡村与融不进的城市

平昌-wowo · 发表于 2014-9-13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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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升评论：回不去的乡村与融不进的城市，发于《四川经济日报》2014年9月5日8版副刊

回不去的乡村与融不进的城市

——读曾明伟小小说《娘来省城》有感

王富升

在川北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娘，“从未出过远门，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只到过我老家的县城”。我多次劝娘“远离贫瘠的山村，到省城来生活”，娘却说，“农村怎么啦”，“说什么我也不会走”。直到有一天，为了看看媳妇和孙子，固执的娘终于来到了省城。

从贫瘠的乡村突然来到繁华的城市，娘闹了不少“笑话”：看到高耸入云的电梯公寓，娘怀疑“那电线杆似的高楼”真的能住人；看到马路两边的花花草草，娘认为“让土地荒废太可惜了，还不如栽上蔬菜”；把田园城市称作“菜园城市”……但这并不妨碍一家人团聚后的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代沟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娘和媳妇很快产生了摩擦。媳妇抱怨娘不讲究卫生，娘指责媳妇花钱大手大脚，迟早会败家……终于有一天，娘和媳妇大吵一架，各自负气出走。

深夜，我在音乐广场找到了娘，原来娘和媳妇在这里促膝谈心。媳妇说，娘已经妥协了，准备第二天就回乡下老家去。这使我非常伤心，连“休了媳妇”的心都有。但是娘告诉我，其实媳妇是个好媳妇，娘虽然妥协了，却并没有认输。娘还说，她下次来就不会走了，“多么好的一座城市，我为什么要走？”她还要和媳妇继续“斗下去”……

这是小小说作家曾明伟在他新近创作的小小说《娘来省城》里，给我们讲述的一个看似充满火药味实则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说它充满火药味，是因为娘和媳妇的摩擦已经到了大吵一架、负气出走的地步，这会让我们感到紧张与不安；说它充满人情味，是因为娘和媳妇在大吵一架之后，居然还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促膝谈心，这又会让我们心生温暖与感动。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家庭伦理的层面上，从道德或者孝义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故事，它无疑是温馨的，也是成功的；而且单就文本意义而言，这篇千多字的小说，看似波澜不惊，实则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行文之间，更是处处让我们享受到一种亲情融融的温暖的阅读意趣。但仅仅如此显然又是不够的，这种浅尝辄止的简单化阅读，最终会因为我们的粗暴而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因为作者的创作意图绝非仅仅止于此。掩卷之余，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其实是站在了精神指向的层面上，试图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用文学述说的方式，探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由矛盾对立到交融契合的某种可行性途径。

众所周知，通常意义上的乡村文明，指的其实就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以追求自给自足为主导思想的农耕文明，虽然从积极方面而言，其核心价值可以外在表现为“与世无争”、“宁静淡泊”和“知足常乐”，但从消极方面而言，它同时也暗含了“随遇而安”、“自我封闭”甚至“不思进取”。而通常意义上的城市文明，指的其实就是新兴的工业文明。以追求生活质量为主导思想的工业文明，虽然在利益刺激与享乐思想的影响下，常常被人诟病于“利欲熏心”与“贪图享乐”，但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营造“人”的精神内心世界上，较之于农耕文明，却无疑有着更能体现“人本”思想的先进性。

然而毋容置疑的是，在迅速崛起的城市文明让传统的乡村文明越来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挤兑时，有着数千年牢固根基的乡村文明，出于其一贯保守的惯性思维，对于城市文明的“入侵”，不仅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由于理念上的偏差，或者说“经验”的不足，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丢掉传统，盲目扩张，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注重人文关怀，甚至大有“取乡村文明而代之”的逼人气势，这固然是城市文明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反观乡村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如不革除陈规陋习，而是一味守旧，固步自封，甚至不思进取，同样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更是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

那么，当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狭路相逢”而又“势如水火”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感叹“乡村回不去”呢，还是该感叹“城市融不进”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中庸的可行的途径，让两种文明各退一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促膝谈心”，让它们从排斥转为包容，从对立转为契合呢？不难看出，在《娘来省城》里，精明的作者正是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巧妙地将“娘”和“媳妇”安排为两种文明的代言人，并试图通过她们的故事，对两种文明由冲突到和解的可行性，作了一次有益的“文学式”的探讨。

从“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乡村”到感叹“多么好的一座城市，我为什么要走”，从跟媳妇吵架后“负气出走”到还要来城里和媳妇继续“斗下去”，“娘”在内心里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自我说服！从“看不惯媳妇花钱大手大脚”到称赞“媳妇是个好媳妇”，从“抱怨娘不讲究卫生”到与娘“促膝谈心”，“娘”和“媳妇”其实都具有多么宽阔的包容胸怀！不难看出，这场“促膝谈心”，正是化解“娘”和“媳妇”矛盾的关键所在；而这场谈心的具体内容，偏偏作者仅用一笔带过，这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这个巨大的留白，正是作者巧妙地留给我们探讨的话题。

同时，这篇小说里的几处“闲来之笔”，不仅增加了小说的阅读意趣与审美情趣，其实还有更深的寓意，也是为这篇小说的主旨努力服务的。“娘”初来省城所闹的“笑话”，寓意乡村文明因自我封闭而产生的“短视”；“娘”将我小时候玩过的竹编蚱蜢保存至今，又送给孙子作礼物，寓意乡村文明对自己美好传统的执着与坚守；“娘”声称回乡下搬救兵，找婆婆讨教制服媳妇的办法，寓意乡村文明在积极意义上完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与城市文明分庭抗礼； “我”看好娘与媳妇的战斗，则最终寓意了作者对两种文明由对立到契合的美好期望。

文学创作，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讲，无疑首先要关注“人”，既要关注人的物质生活，又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但同时“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与“时代”这个大背景之下的，因而离开了“社会”与“时代”这个大前提的个体式书写，只能说是“小我”的自言自语，却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所以从大的角度讲，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则更应该是抒写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展望时代变迁的美好愿景，激发人对生活的热爱，勾起人对未来的向往。作为文学创作者，如何从“小我”里跳出来，肩负起自己的时代责任，关注现实生活，真正做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曾明伟正在努力践行！

【作者简介】 王富升，生于1969年，四川省平昌县人。2010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贡嘎山》、《安徽文学》、《中外文艺》、《四川文学》、《四川经济日报》、《成都商报》、《四川科技报》等报刊杂志。多篇作品入录选集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