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喜欢"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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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规律表明，由来都是得所谓的“傻逼”者得天下，而非得所谓的“精英”者得天下。在历史的长河中，后知后觉甚至教而不知的所谓“傻逼”，永远是大多数。领先于时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先知和先行者，永远只是小部分人。

       近来，网路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话语，名为“钓鱼”。所谓“钓鱼”，意指用虚虚实实甚至略带点荒诞不经的语言传播不正确的信息，看有没有人相信，如果有人“一本正经”、甚至“义愤填膺”地相信，那就是被钓出的“鱼”。虽然不至于像被钓鱼执法那样遭受经济损失，但往往会被“围观群众”当作钓出来的“傻逼”，少不了戏谑与嘲讽。

       由于网路的发达，谣言也借助网路平台大行其道，也催生了新的网络群体“辟谣党”。“辟谣党”多为自发形成，义务“劳动”，针对网路上的谣言引证资料，正本清源。但是“钓鱼”和造谣的区别何在？从文本结构看，并不具备显著差别，从传播效果看，钓鱼可以导致造谣的后果，造谣也可以起到钓鱼的功效。如果仅以文本作者区分，依然是对事不对人的表现，不过是新一轮的贴标签划立场、党同伐异。实际上，“钓鱼”和造谣无法有效区分，唯一可行的，便是揣测文本作者的动机，但无论造谣还是“钓鱼”，少不了都有点“不怀好意”，也许希望别人信的属于“造谣”，不希望别人信借以反讽的属于“钓鱼”，但“钓鱼”者未必不希望愿者上钩，好看笑话。而一旦揣测作者动机，又难免陷入阴谋论，进入扣大帽子的死循环。如果将“钓鱼”、造谣的文本制作过程视为黑盒子，作为整体系统，则“钓鱼”与造谣的系统效用几乎没有区别。于是我胸有成竹，我可以不负责任的发布一条消息，当有人指责我传谣的时候，我便轻摇团扇，告诉TA：“嘘，我钓鱼呢！”

       “钓鱼”之所以能钓上来“鱼”，造谣之所以有市场，认知水平的差异固然是其主要因素，而信息不对等才是根本成因。由于信息在环境中的不均匀分布，每个人掌握信息的能力必然有所差异，更不能强求每个人认知全面。从小到大，谁连一次不实之词都没有信过？我相信没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可让孝子蒙冤，可让慈母投杼。要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全部的信息，打开黑箱，将所有事实罗列，我相信大多数人判断力是正常的。同样一幅图，可以多种解读，和“智商”无关，和信息量有关。文本是否清晰，是否模棱，也左右着受众的认知。今天你钓上来的“鱼”来日也可以在你不熟悉的领域故布疑阵，让你沦为笑柄。

        不妨看看“钓鱼”的副产品，“钓鱼”可能导致对文本的偏差解读，笔者只是写几个冷笑话博众人一笑图个乐呵，有时候会被解读为“钓鱼”。缘何如此？因为“钓鱼”是主体行为，也需要客体方能完成，“钓鱼”需要有“鱼”可钓，所以无论多么超然的“钓鱼”者，也难免预设立场之嫌。语素只会在语境中具有语义，一旦预设话语体系——立场，则语句解读可能失真。如果我想吐槽，槽点总是找得到的，文本是按照需要被解读的，当立场被预设在逻辑之先，你将得到你需要的文本。正如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完全是按照出题人的要求解读文本，也总能得到符合要求的文本解读。

        对于后知后觉者，我希望能够摆明事实，启蒙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使其独立思考，建构一整套逻辑路径，这才能不信谣不传谣，而非“钓鱼”，被钓上来的“鱼”要么依然故我，要么成为怀疑主义者，从“不轻信”滑向“不相信”，并不能起到使其不信谣的功效。此外，后知后觉是相对的，可能你在这一领域专而精，别人也会有各擅胜场的特长，没有谁可以全知全能。真要作为先行者，也应该多一点责任感，而非那一抹优越感。

        我决定写这样一句话概括我的观点：我不喜欢“钓鱼”的原因是“钓鱼”破坏生态环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你可以说我是被“钓鱼”这个词钓上来的“鱼”，也可以说我是在“钓鱼”。Who knows.
来自苹果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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