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争论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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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著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
精彩摘要：
微博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大多数东西都不像物理学牛顿定理那么准确，而是带有价值观，本身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微博上一旦争论，基本都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完全的个人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微博中就不可能形成主流声音。但，微博在好多问题上形成主流意见了。
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约束，人的关系、礼仪、文明，都可以不讲；另一方面，特别容易被来自网络公司、金钱和行政权威的操纵。
在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
在政治空间上谁敢打擦边球、谁敢以对抗国家名义发言，谁就能操纵民意，把舆论做大。在中国目前骗子特别多，有人消费自由主义，有人消费民族主义。
以下为讲座实录：
我把题目稍微改成“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所谓公共空间主要讲政治公共空间，因为微博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不一样。今天主要阐述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编者注：原载《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6日第4版），讲伦敦骚乱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如何不同，讲了英国的Twitter怎么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原稿有近9000字，我当时主要讲的也不是微博，结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主要谈微博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国的微博当时还没研究过。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Twitter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依照着学者做课题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做了初步总结。
微博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
微博作为一个舆论媒介，带有一种什么性质？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说话，远的、近的都能听见。如果我在桌子上刻一个字，站在远处的人就看不见，刻完字字永远在桌子上，但我说话如果没录音，声音就没有了。这说明用话来传声和用书写来传声，性质不一样，话传得远，写字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层面。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
微博出来之后，就像每人手上一份报纸，它是最民主的。微博本身就有信息量。
微博上传播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大多数东西都不像物理学牛顿定理那么准确，可以当成真理性东西，而是带有价值观，本身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微博上一旦争论，基本都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我本来以为“方韩论战”是简单的真假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论。
支持韩寒的基本上是三个群体：一部分我把他们叫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如果韩寒倒了，自由主义就倒了，这是价值观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真假问题；还有一类大家叫“韩粉”，不带贬义，他们喜欢韩寒，长相酷，又能开赛车，对于韩粉来说，这是一个“宗教”，真假不在乎；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大学中的人，对常识没判断，认为不能进行“无罪推定”，包括很多大学教授、专家都缺乏常识。这是很要命的，所以导致很简单的东西，变成意识形态争论。
意识形态争论有其特点。首先是非强制性的，我和你辩论，你不听我的，我对你没办法。意识形态和经济一样，你卖东西，我挑到最后不买了，不能说“不买就揍你”，买不买是自己的事。这是竞争、交换，是非强制性的。
其次，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又不一样。经济竞争中我和你共同做生意，如果我亏本，我是知道的，输赢清楚。意识形态竞争的输赢是不清楚的，输赢不确定性，没办法定义输赢。
第三，意识形态天生是多样性的。文革中都谈论毛泽东，但是分成那么多派别，对毛泽东的不同解读只有一点点的差别，但到最后导致组织形式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解读，它是多样性的。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什么是强制性权力？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强制性权力的逻辑是“你不听，我揍你”。
强制性不完全来自国家，还可以来自半强制性权力，教会和学校就是半强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
意识形态的这些性质，对权威关系有很大的损害。只有在主流价值观强大的情况下，微博平台才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完全的个人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微博中就不可能形成主流声音。但，微博在好多问题上形成主流意见了。
（本文得到赵鼎新老师授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特别感谢田波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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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
在政治空间上谁敢打擦边球、谁敢以对抗国家名义发言，谁就能操纵民意，把舆论做大。在中国目前骗子特别多，有人消费自由主义，有人消费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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