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

蝙蝠

　在四川南江县长池镇的街上，“经常吊起排排的人”，被吊的人都是没有交军款的，什么时候交上了，便把人放下来。南江县县长姚垒竟出告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这是上世纪30年代，南江县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防区。

　　当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在各自的防区里，军阀有征税、政治、人事等大权，连各校校长，都是军人任命。为争夺地盘，各路军阀不断发动战争，从现在留下的通电上看，都有非常正当的甚至革命的理由。《川报》上有人撰文，以为军队与土匪的区别便是军队有革命口号，而土匪没有。

　　为满足军需及私欲，各路军阀横征暴敛。全川共有70多种苛捐杂税，如粮捐、子弹捐、火钱捐、壮丁捐、马路捐、被服捐、瘾民捐，种鸦片的要纳烟捐，不种的要纳“懒民捐”，不吸烟的要纳“禁烟捐”。

　　在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地区，各种捐税长期名列榜首。“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元，近年已征七十余万元”。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完全按粮摊征，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按当时的市价，请一个老妈子，月工资也就一元。

　　军阀混战和军人干政的一个结果是暴力崇拜。暴力所获胜于生产性收入，土匪团伙多如牛毛，他们依靠枪杆子致富发财；又由于生产者被暴力过度侵害，失去生产资料后游民化，安分守己的人也被逼铤而走险，土匪团伙越滚越大。不论是军队或土匪，伸手要钱的对象不分贫富；为了征税的便利，军队常常首先向富户、商人摊派垫款，向银行强行借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四川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经济表现很糟，各阶层人民都对军阀政治极为不满，川北地区势如遍地干柴。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张国焘感到，“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制定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纲领”不再提“苏维埃”，其中“最低政治纲领”的“约法三章”，一是废除苛捐杂税；二是减租减息；三是保障人民安全，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罚，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虽说纲领中还是要分配土地，打倒蒋介石，但主张废除防区制，各军互不侵犯，禁绝鸦片。这样，连地主商人都拥护红军，尤其废除苛捐杂税的举措很得人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势如破竹。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此时“二刘之战”暂告消停。

　　1933年春夏，田颂尧部为了和刘文辉争夺川西，又抽调30多个团的兵力在成都与刘文辉部巷战，通江、南江和巴中诸县守军不多，得到了补给的红军迅速推进。

　　据后来出版的传记《张澜》记载，张澜曾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红军，希望尽可能地不扩大战事，各方相安。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10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被誉为“川北圣人”的张澜，安抚会设救济、慰劳、调查、宣传、组织五个组。其最为困难繁重且任务紧迫的是救济组，组长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安抚会正式成立之前，卢作孚已派出几支救济队出发到各县做救济工作，并同时对难民情况有比较细的调查。

　　从救济队发回重庆《嘉陵江日报》公布的难民调查上看，来自苏区的难民只有少数是富户人家，多数是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医生、教师等。从这些调查中也可看到，难民中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往往是全家六七口，甚至十来口人同时出逃，男女老幼饱受奔波颠连之苦。不少贫苦人家，或有点家底但因出逃仓皇财物损失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安抚委员会委员卢子和与四川民团总指挥鲜特生从南充到遂宁经过蓬溪时，就“见多数难民极备穷困，裹腹之红苕稀饭亦无从出”。时已深秋，许多难民衣单不能御寒，夜晚只能露宿于街头。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西北军区政治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来彻底平分；第二条，地主阶级的房院、财产、耕牛、农具……等亦一律没收，（富农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其契约；第十七条，矿业、林业收归苏维埃国家共管，作国家财政基础；第十八条，对祠堂以及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要平分给穷人；第十九条，庙宇寺院的土地和旧有的学田一律分给穷人；在苏区，不只是地主富户“发财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七条，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监督下做苦工”；“第二十四条，民团精选队长、流神、痞子、甲长等以及整过穷人的，均无权利取得土地”；“第二十六条，和尚、尼姑如是收庙田庙地吃租的地主式的，绝对不能分田”；“第二十七条，发财人的妇女嫁给穷人或抱给穷人者，不能分得土地”。照此规定，这些人不被杀掉，也是没有活路的。

　　在能够分得土地的人中，也不是人人待遇平等。《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八条，富农不反对苏维埃可分小部分坏地”；“第十六条，红军、游击队员家属分好田，雇工贫农分好田”；“第二十二条，端公、道士、阴阳、卜卦、算命子也可分田，但无公民权，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第二十三条，棒老二、土匪、小偷，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可分土地”；除了分土地，还有一些翻身活动，如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提出的雇工斗争纲领就有：“雇工的伙食要与老板一样！雇工的住处要与老板一样！雇工患病，医药费要由老板负担！雇工的烟茶、草鞋、帕子、衣服等费用由老板负担！……”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委的信认为，四川省委的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不能令我们满意”，要求省委，“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电道粮站”，“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军”。四川省委将陈的信转到中央。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这封信最后还说，“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又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后来发展，宁可不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还责成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我很小

困龙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