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自由谈：下一个十年，城市化的怕与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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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主导的城镇化非常不利于人的生活

彭晓芸：在过去五年里，转移农村人口达到8463万人，城镇化率也从45.9%增长到52.6%，城镇化是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副总理李克强也曾提到，他希望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造城。

陈志武：在河南一些县，新的城镇化运动变成了在一个县里面选择四五个集中的居住地，把农民从他们传统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宅基地里边，强制性的搬迁出来，然后集中到这四五个地方，所谓的把农民赶上楼。在很多的县、市一级，新的城镇化运动实际上变成了赶农民上楼。

彭晓芸：即便再强调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到了地方政府层面，为什么基础建设的冲动还是这么强？

殷冬明：城镇化必须有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发展的核心模式是基于土地财政，政府首先从农民手里收购土地，这是一种完全垄断性的收购行为，农民只能以农用地的价格向当地政府的土地中心去出售土地，经过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转性以后，作为城市土地再向开发商出售，在这个过程中，中间的垄断性的利润是非常惊人的。一般来说，一亩农用地上缴的收购费用很少多于数万元，但是在进行土地出让的时候，北京和上海中心区价格超过千万甚至数千万，边缘区价格也在数百万元。

彭晓芸：说到一线城市，在大陆大量的人必须在北上广就业，对比台湾，甚至乡镇也能够通过社区再造、在地营造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为什么？

陈志武：这就是自然城镇化和行政权力强制的城镇化的差别。自然城镇化应该基于几个前提：第一，没有户籍制度的壁垒；第二个，城镇化的过程应该包含更多的自由选择，比如说要是不喜欢北京的雾霾天气，可以选择去湖南落户，觉得广州的收入机会更多、更好，也可以搬迁到广州去住。

但是在中国，每一个行业最好的精英都集中在北京，医疗卫生精英最好的在北京，演艺界最好的也在北京，教育界、学术界也是如此。要是去美国看的话，美国最好的医院不一定是在华盛顿，最好的大学也不在华盛顿，最好的演艺明星都回避华盛顿。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是完全通过自然城镇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通过行政权力强制的城镇化必然是畸形的。

彭晓芸：上次在广州跟陈老师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一下飞机就觉得中国这些一线城市长得越来越像了。而有一些人在北京待久了，觉得房价高得不能承受，但是一旦提及说你可以回去你原来的家乡，他会觉得不敢回去，人家会以为我失败了，每个人的发展好像是被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制给框住了。

陈志武：不同的制度下发展出来的城市，性格上差别很大，比如说北京、新德里、马德里还有巴黎，会感觉到政府权力主导发展出来的城市非常不利于生活，非常不利于市场化交易。这些城市街道很宽、很宏伟，从一个建筑到另外一个建筑，距离很远。

如果大家去苏州、无锡、佛罗伦萨或者是威尼斯，这些靠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城市，往往街道很小，城市的建筑不是那么宏伟，都是非常的小而精。从经济学里面讲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人们靠马车和自己推的木板车，要是把街道都弄的很宽、很长，对于市场交易的深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又要通过行政权力推动城镇化，千万不要再造出更多的像北京、新德里、巴黎这样的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非常不利于人们的居住。当然有人会说，有了汽车也无所谓。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空气污染会更加严重，人们每天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开着车享受高度污染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