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英雄”黄帅当时13岁，根本无见解怎么被英雄的？
黄帅的名字对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肯定不会陌生。三十多年前、还是一位小学生的她曾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小学生事件”。此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再后来，她像普通的同龄人一样考进大学。1984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1988年赴日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学术硕士学位。1998年回国，供职于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如今，随着散文集《黄帅心语》的面市，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帅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日前，本报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眼前的黄帅，绿衣黑裙，长长的头发自然地扎成一束马尾，嘴角上挂着甜甜的微笑，风雨人生似乎一点儿也没写在脸上。但是说到伤心处时她会落泪，说到感恩处时她会激动，说到现在时她会释然——
如果能对社会了解得多一点，我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问：黄帅的名字随着“文革”中的“小学生事件”，已经融入人们的特殊记忆中。很多人特别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会好奇地探询：那个小学生今天过得怎么样？你怎么想起要自己出一本书？
黄帅：出一本书的想法十年前就有了，但一直觉得不成熟。在日本留学时，我发表过很多东西，很想做一个十年留日的纪念。可从日本回来后我到了出版界，天天手上有书诞生，出书的神秘感就没有了。但后来我觉得，因为你有名，你就坚决不出书，这也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而且，在我的人生中曾得到过无数人的关心呵护，我希望人到中年时能够回答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对社会的关注作个回答。
问：看了《黄帅心语》这本书后，发现你并没涉及太多过去的事？
黄帅：很多人看这本书觉得不是很解渴，大家的兴趣点是想看一些事件的经过。实际上，我着笔的都是后来的点滴经历，内容细琐零碎，但基本上是一个真实的我。
问：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性格？
黄帅：小时我特别爱笑，为一点小事能笑出眼泪。还有就是心直口快、透明度高，这可能和处在中关村的环境有关吧。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单一，大多是做学问的，对社会的了解很少，父母给我的教育也都是正面的。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能对社会了解得更多一点儿，我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问：“小学生事件”出来后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黄帅：当时我跟其他孩子所谓的不同并不是很明显，比如说，我还是照样每天去上学，跟其他同学一样坐在教室里，但是会有一些会议让我参加，有时候还要发言。在13岁这样一个年龄，其实跟本讲不出来什么见解。很多人问我，被捧得大红大紫究竟有多得意？我觉得这还真是别人的感受。在那个年龄，我所需要的是看看小说、跳跳皮筋……
问：后来你的处境突然一落千丈？
黄帅：当时整个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小学生事件是‘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重要步骤”。你想，跟“四人帮”连在一起了，那是多可怕呀！当时很多单位都到天安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班被派到北大游行方阵的花束队。花束队里每一个女生穿一种民族服装，都打扮得特别漂亮。我当时穿的是朝鲜族服装，手上举着小旗子，一路上欢欣鼓舞的。可是急行军过程中我掉了队，就听到有人说：“黄帅你还美呢，你就是四人帮的小爪牙。”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跟“四人帮”有关系。当时有一个杂志登过一张江青抱着一个小女孩儿的照片，大家都传那个女孩儿是我。人们臆想出来的东西还没人不信，甚至一些远亲都来问，黄家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上能让你倒下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问：能够走过梦魇般的日子，靠的是什么？
黄帅：我从来没有对真善美彻底绝望，就算在最难的时候也是。那时，我家离北大附中没多远的路，但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路上，也很难保证不出问题。不知谁啐我一口，谁骂我一句，哪儿飞来石子儿砖头，经常都会遭遇。后来我就想出一个主意，下学晚走。在晚走的时间里拖地，拖完教室拖楼道，自己把自己放在劳改的状态。有时候，难过起来就趴在桌子上哭。可是一抬头，发现桌上有一块毛巾。谁放的？肯定是同学。晚走的处境好一点儿，但还是要遇到很多被欺辱的情况，班里就有同学来找我一起上学。他们不敲门，就在楼道等着，默默地随我一起走，天天来陪我。当时父亲因为我的事被隔离，母亲又生病，我和妹妹还小。家里要换煤气罐，我们俩抬着挺吃力的，叮叮当当地响，楼道里的很多门就开了，会有很多人等着帮助我们。在我特别孤苦伶仃的时候，这点点滴滴的关爱让我从心底里觉得很温暖。
问：你在书中说：“‘过去’好大，好高，好沉，是一座山。我背着这座山沉甸甸地长大。”你那时候最渴望的是什么？
黄帅：我当时特别期盼别人能理解我。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在田间散步时父亲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倒下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挺立的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晚上的点拨对我很有用。我曾经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身体精神各方面都达到了底线。那段时间，我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学习起来非常困难。我老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觉得如果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我就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我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我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我反回身来就把我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
问：你因为写日记招致了许多人生风雨，后来怎么还坚持写？
黄帅：我始终认为，日记是倾吐自己心声的一种方式。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到大学还在写，估计达到几百万字吧。但是很可惜，这个阶段的日记烧掉了很多。当时母亲怕我再因为写日记而招灾惹祸，跪着求我把日记烧掉。这以后我自己也是写了撕，撕了写，所剩无几。到日本以后，写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有电脑了，这样日记就自然地记录在电脑里，没法儿烧也没法儿撕了。有时候把日记加加工就是一封家信，给母亲寄去后，她会非常高兴。《黄帅心语》这本书中，收录了许多类似的日记。
问：从日本回来后，为什么选择到北工大工作？
黄帅：我对北工大特别有感情，因为我是在那儿读书时才过上了和其他女孩子一样的生活的。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我还背着沉重的包袱。在北工大，我度过了一段特别难忘的日子。我病了，一位老师把我叫到家里，给我熬稀饭并宽慰我；我打球回来，一转身，衣服便被同室姐妹拿去洗了；当我被新闻媒体围追时，学校给挡、系里给挡、辅导员给挡，强调“黄帅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生活的磨难让我有了一定的韧度，这种韧度是打磨出来的
问：和三十多年前比，你觉得自己有了哪些变化？
黄帅：过去总觉得手中牵着痛苦的丝线，一千根一万根撒不了手，现在慢慢地能把很多事儿放下了。过去我挺关注自我的，现在关注的半径在扩大。过去我特别期盼别人对我的理解，觉得理解就是我的粮食，没有它我会感到饿。现在我努力做的是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别人的“不理解”。还有，现在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要当一个好妈妈。
问：你对儿子的未来有什么考虑？
黄帅：儿子现在10岁，很聪明，天赋也很好。作为母亲，我不想给他罩上一个大网去限制他。我觉得从小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和生存能力，要比上那些所谓的特长班更重要。我们楼几乎没看见过别的孩子倒垃圾，我儿子很小时我就坚持让他倒垃圾。另外，从他上一年级开始，我在超市买菜，就会分给他一个袋子，让他帮着拿东西。随着年龄增长，只要他的小腰不闪着，生活的担子我就尽可能地让他挑。有时候我让他帮着拎特别多的袋子，开电梯的叔叔说，你妈让你当小长工啊！我说，他得品尝生活。
问：《黄帅心语》也是写给你父母的？
黄帅：是的。今年4月初我母亲检查出乳腺癌，4月底我父亲大面积心梗抢救，还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一直一个人奔波于肿瘤医院、306医院。现在父母都康复出院了，很多人到家里来看望，父母就把这本《黄帅心语》送给他们。这次父母生病以后，有很多同事用“坚强”两个字形容我，觉得我的儿子这么小，丈夫在日本，妹妹在加拿大，一个人来回跑，特别不容易。“坚强”这个词不一定很贴切，因为我老掉眼泪，觉得自己挺不住，但是韧度有了。生活的磨难让我有了一定的韧度，这种韧度是打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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